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本土的女权主义通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中国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中，并且始终是一个虽有争议但却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Wu & Dong，2019）。改革开放后，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受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强烈影响，在本质上说是裹挟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蔓延而产生和发展的（石红梅，2019）。2015年，五名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女权五姐妹”）因在街头组织反对性骚扰的宣传活动而被拘留，引发了包括国内与国际，线上与线下在内的抗议（Mohantly, 2016）。“女权五姐妹”事件之后，中国线下的女权主义行动几近消亡。此后，中国整体的女权运动走向了低潮，但是因为过去那些年在女权议题上的发声、在社群上的耕耘，中国的泛女权群体仍以空前的速度在不断扩大。此后的女权行动由少部分、核心的行动者发起和组织，过渡到开始出现自发的大规模女权活动，更多采用个人化、“去机构化”的策略和松散的网络，而非正式的组织（Wei, 2015; Yue, 2015；王青松，2020）。女权的话语实践和物质实践所造成的社会断裂与冲击导致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一种未被区分的“女权主义”在当代中国正不断激增（Wu & Dong，2019）。所以即使青年女权行动者遭遇打压，中国的舆论环境对于性别议题的讨论还是依然活跃，甚至在扩大。在这样的新的群体和变动的政治环境之下，机遇和挑战始终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者面前（王青松，2020）。
虽然网络女权议题的讨论呈现出比较肤浅化和极端化的趋势，但是对于女权议题的关注在持续增加，这些关注始终意味着一定的潜力和国家与女性之间矛盾的激化，对于这些关注和需求的持续引导和组织也是这些核心的女权行动者努力的方向（Fraser，2013）。社会性别理论是分析解剖社会性别以及多种等级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利器。只要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长期存在，这套分析方法就是有效的、就不过期（王政，2022）。这也引发了本文在“女性激愤”的整体图景中，从官方意识形态和组织轨道之外发源，对零散的、民间的微博女权影响者这一群体的日常行动行动主义活动的组织实践和劳动的关注。从史料来看，中国女权主义的行动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发展路径。相较于全国妇联和基于性别的非政府组织的议程，民间的女权主义往往更为边缘，一是在实体上更为边缘，更为关注具体的日常生活；二是在抽象的权力和文化的边缘，也更为切实地关注底层的能动性、主体性，展现个体对宏观的政治动员的不合作、抵抗，或者是对前者的转化、形塑（董一格，2018）。而这种边缘，也意味着这些民间的女权行动者能够更有意识地从性别和多重社会体系角度去分析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将性别视作一种权力运作系统，把性别关系看成关键而又无所不再的微观权力关系模式（Joan Scott, 2007）。在自由民主政体的背景下，这种自主的、自发的女性赋权的声音和行动有时被称为“大众女权主义”，它们的轮廓可以通过普通女性的博客和网络辩论来摹写，而不是通过机构文件、学术思考或对小圈子里的资深活动家的访谈.（Narayanawamy, 2016；Jeong, 2020）。而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考虑到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和街头集体行动的压制，这个角度对思考中国的情况特别有用（Wu & Dong，2019）。在后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对非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和结构条件形成下的抗议修辞与实践进行分析，对于探索时代的解放政治并将其理论化至关重要（王政、陈雁，2022）。
从现有研究看，除了大量研究当代数字女权主义运动或倡议的学术之外，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女权主义行动中的战略组织实践和劳动。因为女性的工作常常被忽视，未被探索。因此，尽管她们在数字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努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和幕后的，但仍然值得被历史化并记录在女权主义学术史册中。既有研究表明，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女权主义者（或者“女企业家”）借助社交媒体的技术支持创造性地创造收入或通过她们的行动谋生。她们的劳动范围包括培养写作、文案编辑或设计技能、从事各种形式的手工艺、开发女权主义培训课程，到组织大型女权主义活动和节日，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Kravets，2020）。这种“合流”的结果是否只是一个意外，还是Nancy Fraser所说的“策略上的亲近性”？换言之，女权主义并非单单只是强大敌人的受害者，而是与之同创历史的参与者。或是出于女权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使得它既近似于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又能与集体平等主义（soldiery egalitarianism）接合？与此同时，活跃在微博平台的女权影响者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拒绝和商业协作，主张摆脱消费、投资等市场逻辑的桎梏（Xue & Rose，2022；Hou，2023）。这两种实践模式在微博空间同时存在。同时，一些女权主义活动家/学者也和参与女权主义相关数字女权运动的以女性为目标的消费者影响者经常互相批评（Wang & Chang，2023）。这些数字女权空间的现象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面临的困惑有所交叠，即女权是否应支持自由市场的逻辑。然而，所面临的语境又看似大相径庭。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是国家管控式的资本主义式微、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萌生的背景下出现的。而在经济体制、国家意志、社会机制、文化基因、性别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不大相同的中国，这会引发怎样的碰撞？又会呈现何种本土化特征？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思绪最后一次修改于 2025-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