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对我来说，这种情感联结更像是”羁绊“，而并不是只有一重的”热爱“。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女权研究的，如果一定要说某个时间点，那可能是2018年metoo运动的爆发，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只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而后，2020年鲍毓明事件发酵，我查阅了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报告、几十篇论文、上百篇新闻报道，从零开始学习软件，针对女童（儿童）保护设计了信息可视化设计图，并配套设计了周边和微信公众号。我至今都能想到看到“性侵”时，我的“呕吐感”，但我希望能够去通过自己的一些实践让更多的人从这个作品当中获得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我希望能够科普，事实上我也做到了。
2021年，在我的本科导师建议下，我对台湾的一位著名男性导演执导的19部电影当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剖析，我希望以此理解荧屏中的女性形象折射出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当然，我当时最初想直接写的是大陆的电影。 后来，2022年，在读研时，涉及到选硕士到时，我唯一发过套磁信的导师也是后来我的导师。记得我当时给导师发的我对媒介文化感兴趣，后来在主流的课题之外。从2023年的第一篇课程论文起，我”莫名“做了一系列的针对微博女权的话语、女权NGO的组织做了小型调研/研究。
期间，很多前辈和我说我现在很年轻，劝告不要去碰“警戒线”，和我说过最好做两手准备。我知道是好意。也有过想要短暂放下做女权方向的研究，所以24年5月起，我度过了一个极度纠结和痛苦的第二季度。因为当时有一个看似更为合适和更有紧迫的题，我选择了这个题目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同期，我报名了深圳的“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这是一家专注做城中村的妇女和儿童议题的公益。很幸运也很快，我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我可以结合我的特长，去选择合适的片子给城中村的孩子们放。当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一边放下研究，一边又做起了相关的实践，或许当时的自己其实也是为了找到一个出口。
2025年2月，我在另一个国度的政治系，我重新在谈我对性别指数报告的看法。2025年10月，国际政治系的朋友和我发了一段她的困境，我说，“可能在其他国家或者换个地方再观察中国或东亚的问题会稍微好受一些吧。就是稍微抽离出来一点。但是怎么说呢，好受是短暂的，这种痛苦一旦意识到就是终身的。”而今，某些事情似乎又在启动，我和朋友说，“还是想做女权。“
这或许是我无法回避的生命体验，觉得有兴趣（并且确实做到）、深挖、有过放下的念头、而后尝试放下、再而拾起。那么，与其花时间在纠结上，不如直面。
#研究最后一次修改于 2025-11-18